古今文人都喜欢拿“妇人”说事，实在是对伟大女性的不敬！不过，本文的论题源于考虑“父母官”，不但没有失敬之意，实际上是恭敬有加。在恭敬父母官这一点上，朝野的区别实在大矣哉！官方早已沿用成习的口号是“爱民如子”、“爹亲娘亲不如某某亲”，这些话语铺天盖地到超过常识，民间就不再有什么反应。如果小民的苦楚超出其承受力，如果官们的冷漠超出了公众的想象力，如果小民半夜被从住处赶出、居室被突然强拆、田园被突然决堤淹没……，那么，求告无门的小民们，就难免生出一种奢望：父母官啊，你们能多一点善待民众的仁慈吗？
恶政为常态
据我所知（否则请生物学家纠正我），地球上只有两类动物——人类与黑猩猩——内部自相残杀。人类的自相残杀尤其超人想象。人类繁衍至今，内斗从未间断，就是明证。
从常识看来，只有旗鼓相当的同僚之间的争斗，才可以称之为内斗。如果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，对毫无反抗力的小民施以暴力或者欺凌，那么就不是内斗，而是恶政或者苛政。
在我们这个从来都提倡“温良恭俭让”的文明之邦，恶政十分稀罕吗？似乎应当如此；否则，历代统治者岂不太愧对炎黄先祖了。然而，一部二十四史所表现的，就如鲁迅所言，都是血淋淋的“吃人”场面，哪有什么人还将炎黄放在心上？恶政也不是什么只是近世才出现的事情，就是一直被儒者颂扬的远古圣贤时代，恶政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；否则，“苛政猛于虎”一词，就不致出现在上古的儒家典籍中了。至少，孔夫子本人就见过或者经历过苛政。至于孔夫子之后的儒家后人，就更有机会与苛政相伴了。不妨说：
先人所创造的历史，就是恶政为常态！
好心肠的后人仍然不免心存疑问：古人行政未必真如史籍所载那么恶吧，难道不可能是史家的过分渲染吗？我的判断恰恰相反：史家恐怕已经笔下留情了，他们更倾向于隐恶扬善、文过饰非；否则，那部二十四史岂不黑透，还能让胆小的文人读下去？
关于历代恶政，史籍中确不乏让人胆战心惊的记载。
商纣王酒池肉林，骄奢淫逸，为博爱姬一笑，不惜断民妇之腿！商纣王历代都是暴君的代名词，最终亡国丧身，岂非咎由自取？
两千年来，秦朝都被称为“暴秦”，“暴”的事迹实在车载斗量，不堪多说。只有几个现代人出来奋力为秦始皇翻案，看来并不成功。心智健全的人不能相信：两千年间所有人的判断全错了！仿佛，长城之下或骊山之麓的累累白骨，所表现的竟是仁慈而不是暴虐！
800年之后的隋炀帝，不过是另一个秦始皇，他将暴秦变成了“暴隋”！我不想与挺炀帝的人争辩。炀帝留下的东西，例如大运河，并非毫无价值；但这改变不了他的暴虐。此中并无任何矛盾，但总有一些现代文人就是要死磕，仿佛批评任何一个暴君都是伤其祖宗！
在暴君的排行榜上，朱元璋绝不会靠后，无论少数后世吹捧者如何为其粉饰。当然，我也不至于认定朱皇帝没有一件善行。此处同样会遇到那种屡见不鲜的逻辑：仿佛只要做过一件好事，所有恶行都应一笔勾销！
无论举出多少暴君，都不足以证明“恶政为常态”。毋宁说，大多数统治者都不够资格当暴君，却不乏恶政。证据都在史籍中，稍具常识的人都不致否认，用不着本文来详尽举证。
仁政可行？
汉语词汇足够丰富，足以为大多数名词举出反义词。恶政的反义词就是仁政。当然善政也是；似乎“仁政”在文字上与口语中都更流行。但“仁政”有一个缺点：一些持古怪观念的现代文人，已经猛烈抨击过仁政了，说仁政的好话似乎有犯忌之嫌。我才不管这些！
然而，何谓仁政？有严密思维习惯的人，会要求给出“仁政”之定义。其实用不着定义，处处与“恶政”反着来，不就得啦。但这种表达不直观，那就給一个直接定义。粗略一点也不难，要无可挑剔就难了，那是政治学家也做不到的！我肯定无意去尝试，但也不妨作最粗略的如下表述：
仁政就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宽厚的统治。
以实例解释显然比咬文嚼字更好。然而举例却不易，原因就在于：在中国历史上，仁政远比恶政稀罕！不幸啊，就别追问为什么啦，这都会使祖上无光。如果进而要求：“凡政之所出”都达仁政标准，那就更难，只能承认“世无此例”了。如果仅仅要求某项政策设计、某种施政倾向、某些施政举措属于仁政，那么我就敢说，历史上仁政并不少见。
历来统治者最难做到的事情有两项：不折腾；不诛杀。真是幸运！恰恰这两项仁政都见于历史。
其一是汉代早期的文景之治：不治宫室，不事征伐，偃武习文，少征薄赋，爱惜民力；皇室带头节俭，后妃衣裙简朴……。如此不折腾民众，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例来，更别说后世那些专门折腾小民的雄韬伟略之主了。
其二是赵宋。赵宋的开国者赵匡胤定下了“不杀文臣”的规矩，这一条竟然被坚守了三百年，开创了唯一的一段“优待知识分子”的辉煌历史，此后再没有被任何人超越过。
你认同上述两项仁政吗？如果这都不算仁政，那么史上就不再有仁政了。如果还有争议，那就是：这些仁政似乎没结出什么好果实。问题集中在赵宋。赵宋是有名的兵弱国衰啊。然而，很少有现代中国人知道：无论是工商业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等等方面，宋代都达到了中国中古史的顶峰！如此辉煌的成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些现代中国文人就是毫不动心；他们只是不断嘟哝着：宋代砍人头太少啊，否则何至如此软弱，全无开疆辟土的丰功伟绩！这些人或许恰恰是今天最挺俄罗斯的那些人，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倘对文明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，就不必在一起谈历史了。
这些古代仁政的成功，能说明仁政可行。至于仁政何以可行，则还需要作机理上的某些分析。
仁慈的力量
已经提到，现代史上有排斥仁政的倾向。这一类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，最常识性的理由是：施仁政者不过是妇人之慈，没有一点阳刚之气，哪还有希望成为强者？
如果承认仁政基于仁慈，而仁慈却是强者的大忌，那么仁政就不是什么强大之源了。这种逻辑，你能反对吗？
确实，仁慈、宽厚这些词，给人的印象都不免有点软绵绵，很难让人联想到坚定、强悍。仁慈能成事吗？
让人大多对仁慈抱负面印象的原因，或许是习惯上总将仁慈理解为妇人之慈了。我不知道该如何界定“妇人之慈”；因为这不是一个学术名词，并不需要作严格定义，人们只需要在大众习惯的意义上理解就够了。“妇人之慈”肯定包含了宽大仁厚的意义，只是有些过分而超出底线，成了一个使人颇不乐闻的贬词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具体判定某种仁慈是否过分，其实并不容易。人们或许通常会认定：华盛顿是一个仁慈的领袖；但是谁敢说，那种仁慈是否达到了“妇人之慈”的程度呢？
在社会学中，所有来自日常语言的词汇都存在被误解的风险；这就只能相机行事，并不能定出什么严格规范来。这种状况可能引起一些混乱，但在成熟的思想者圈子内，并不存在真正的问题。
无论是“妇人之慈”还是仁慈本身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无力。此处我要强调的是，这一事实具有很大的必然性。任何制度下的政治运作，都离不开各种势力的互相博弈，弱者少有胜算，而仁慈之人常常不免表演弱者角色，那就只有在强者面前拱手相让了。那种以为“仁者大义在焉，能不众望所归”的高论，不免太书生气了。像胡耀邦那样，经常息事宁人、隐忍退让，最终不免落入奸人圈套，个人备受屈辱，也让国家大伤元气。多年之后，还是令许多着意国事者扼腕长叹！诸如此类的事例都会昭示一个教训：
妇人之慈很可能断送历史机遇，酿成悲剧。
不要急于喜出望外：发现历史规律啦！我主要关切的恰恰是要告诉你：这不是历史律，它通不过经验归纳的检验。有不可胜数的事例说明，“仁慈”亦可能孕育许多成功！华盛顿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仁慈之人。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，华盛顿立即辞去总司令之职。当时国家百废待兴，艰难无比，却群龙无首，大量复员官兵一贫如洗，群情激奋，几乎酿成叛乱。这种时候，“集中权力铁腕治国”的逻辑，无论如何该登场了。幸而，这不是华盛顿的逻辑，他拒绝了高级将领拥戴登基的请求，只是运用自己的无比威望与影响力，化解了危机，让美国走上了宪政之路。这似乎证明了：
在历史的三岔口，仁慈也可以战胜暴力。
不举进一步的事例了，因为这些都不能展示什么规律，唯有规律才足以服人。然而，在这一点上规律特别不肯露面，这就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了。我并不自诩已经洞悉历史的秘密，但也不必刻意隐藏一得之见。我的判断是：
在短期或局部问题上，“仁慈”与“强势”的孰胜孰败，高度决定于时机与谋略，难有定论；但在长期与全局上，历史的主动权必定属于文明的力量，而文明之仰仗仁慈更胜于依靠暴力！
被迫之仁慈
如果说，此处免不了一些高度随意性的论辩，那么，其脱离时代就逐步彰显。而谈论“仁慈”这样的主题，对于不同的时代，实在大相径庭。你能说，“帝王的仁慈”与某个民意机构的仁慈，可以同日而语吗？
现在就到了我要说的要点：“仁慈”有主动与被动之分。
主动的仁慈——它是某个或者一群有善良愿望、善良意志的人，施于某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，以改善这些人的境遇与状况。这种仁慈可以出现在各个不同的时代，出现在色调十分不同的人身上：君主、官员、富豪、名流、慈善家等等，但无一例外地是强者，是有力量改变他人命运的人。施仁者的仁慈，确实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善被施者的状况，改善的幅度与久暂，则依具体情况而定。施主本人则可能收获或大或小的善名，但未必与其仁慈本意有关。
被动的仁慈——在文明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社会中， 许多人类行为并非随意而为，多半是一定社会机制、社会氛围下的不得不为。例如，法治国家中的政府官员，不可能不依据制度规定，对社会成员实行名目繁多的救助，最近抗疫中的救助最说明问题。从效果来看，这类救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圣帝仁君的大慈大悲，而照章行事的救助人员，却收获不了的仁慈之名，更别想以救世主自居，没有人去歌功颂德，没有人去给他们送锦旗；如果他们的救助工作有缺失，则种种问责随之而来，讨伐之声不绝！
面对此情此景，再无反思能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：还是现代文明所提供的制度好啊，它胜过历代圣帝仁君的种种仁政！当代的仁人志士多矣，立志效法前贤，决心救苦救难者，亦不乏其人。你们该如何去践行自己的理想与誓言呢？都建设制度去，舍此再无它途！
对此，我无法反对。
但如果再进一步，继而声称：制度就是一切，其他都不足挂齿！那么就值得深思了，这是本文的另一个主题。
没有人否认，仁慈是好东西！但在现代它愈来愈被人们忽略，愈来愈退缩到某些边缘社会的角落，似乎行将完全隐退。那些看来无论如何都属于仁慈之举的大事业，几乎都不与仁慈挂钩。
主动仁慈的那些主角，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被边缘化，而且其中大多形象欠佳，不被大众清算就很不错了，哪里还指望当大善人！我不知道李嘉诚内心仁慈与否，但在给社会捐献出几百亿之后，能免于被骂为吸血鬼吗？
已经说到，被动的仁慈实际上不与心性仁慈沾边，至少从外在形象看来，制度是一种冷冰冰的东西，它不过是章程、条例等等的汇集而已。如果离开人的驾驭，制度不可能走出一尺之地。南非从白人统治者那里继承了大概不算很坏的制度——当然“种族隔离制度”除外，那是颇复杂的另一个问题——但后来的南非如何了？
因此很显然，制度并非就是一切。
那么，还有什么东西同样重要、甚至比制度更重要呢？
这就是文明：文明的高度与文明的族群。
在这一句话尚未出口之前，我就已想到即刻而至的批驳：文明不是在制度的护持下建立与成长起来的吗？甚至可以说，正是制度培育了文明。当然，同样正确的是：正是文明孕育了制度！文明与制度之间的这种“互动互超”，或许永无止境，莫知其所终！但这些都是大尺度的时间与空间里的高论，“生年不满百”的凡人岂能想入非非！
我当然不愿走太远，目下只是关切：有生之年最好不要生活在一个互害互虐的丛林社会中，还是生活在一个礼让守制的文明社会中更好。寄望于某个明君吗？倘如此，就活该被讥为老朽过时、迂阔不达了。但也不免俗，不想如同当下一些气冲牛斗的斗士一样，要一口气完成什么什么！我的愿望低得多：只要不在某个恶政下苟且偷生就足矣！而为此，期待“父母官”们多少仁慈一点，就不算奢望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