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是宗师？

中国历代帝王多矣，但其宗师——即精神导师——却不多：自汉武帝以来，绝大多数帝王都仅仅宗孔圣人一人。就是在今天，孔圣人的精神导师地位也没有动摇。但也并非没有异议，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儒表法里之说。如果这一异议能够成立，那就意味着，真正的宗师与其说是孔圣人，还不如说是韩非子！韩非子这个法家大师，能够成为儒家皇帝的宗师吗？或许，更重要的问题是：一些人明明知道韩非子是真正的宗师，为什么却偏偏要独宗孔夫子呢？此中蕴涵有中国历史的什么秘密吗？

水火不容

“儒者”一开始不过是古代知识人的总称，大体相当于当时的所谓“士人”。但后来孔子之徒渐成气候，人多势众，就独占了“儒者”的称号，而将其他倾向各异的士人排除在外，“儒家”之名也流行起来。其他各派当然也不会闲着，纷纷各自自立门户，互相竞争，争论不绝，逐渐成了百家争鸣之势，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“狂飚年代”，思想、学术、文化之繁荣因此而达于极盛。

那时，恰恰也是古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。东西方的这两大学术中心几乎同时昌盛，各放异彩，交相辉映，蔚为壮观，呈现出文明史上的空前盛况！只是，东西两方基本上互不与闻，不啻是两个互相隔绝的世界，这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憾事。

百家争鸣的结果，各派此消彼长，逐渐形成两个声势最大的派别，即儒法两家，其成员分别是孔子之徒与韩非的追随者。两者主张、宗旨各异，泾渭分明，互不相让，最终成水火之势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儒法之争。这一纷争在两千多年之后仍然余波未息，直至演变成1970年代的“儒法斗争”，此时其争执内容已经有很大不同，不再能归属于当初的儒法先祖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此处关注的，只是经典意义上的儒法之争。致使儒法两家不能调和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？细说起来话长，不妨将其主要者归纳为：

A 儒家尚礼，主张以礼制作为治理的依据；法家尚法，主张以法律作为治理的准绳。
B 儒家尊先王，强调继承先王之礼；法家法后王，推崇当世之法，尤其鼓吹当世的成功霸业之法。
C 儒家重道义，鼓吹仁义道德，推崇德行与王道；法家重功利，以功利作为奖惩之依据，推崇治功与霸道。

即使从字面上看，儒法主张之对立，也是泾渭分明的。

儒表无疑

到秦始皇时代，儒法两家固然都存在，且信徒甚多，但作为阵线分明的政治文化势力的群体，却都已解体；高度专制的秦帝国，也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团体。但阵线不那么分明、倾向却仍然有明显分野的儒法两派，却依然存在，争夺影响力的斗争则从未停息，只是已经隐形于统一的王朝体制之内，不再显山露水了。

从此之后，各代王朝的政治、思想、学术倾向，或明或暗，似无头绪。但精明的论者还是不难理出某种头绪来。一个几乎被历代公认的结论就是：

中国历代的治理模式，主旨都是儒表法里。

首先值得关注的是“儒表”，这意味着：

历代统治者，都以儒学作为其治国纲领，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。

其所以如此，首先当然是历代统治者都需要这一面旗帜。无论是当时的政治现实，还是后来的历史，都证明了这种必要性。

儒学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，而且是当时最具优势的意识形态。它明确地维护已获得合法统治权的专制君主的利益，而且，以一套精致的理论体系——这就是所谓“三纲五常”的纲常伦理——作为皇权的依据，这种优势是其他各家学说不可比拟的。这种教条历两千年而不衰，直到近代黎明期都被大多数士大夫信守不渝，并不能完全用士人的保守愚钝来解释，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儒教的系统精致。历代智者能人多矣，就是没有人想出什么更好的替代物。

晚清年间的曾国藩、张之洞等儒学大家，都非等闲之辈，也并非仅仅饱读古代诗书而已，就是对当时的世界大势也不是一无所知，甚至被一些人誉为“洋务派先驱”，却仍然力主维护儒教正统。他们的保守主张当然不可取。但这一事实却不庸置疑地证明了：当时儒教地位依然稳如泰山！如果儒学仅仅是一种明显浅陋、荒诞的东西，何至让那样多饱学之士信守不渝？

尽管如此，这些都不过虚有其表而已，这一点下文再论。

如果承认“儒表”是当时的现实，那么结论就只能是：至少在名义上，中华文明的历代宗师实非孔圣人莫属！

法里是实

无论历代君王如何通晓儒学，熟读所有儒家经典，还是不能完全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。你一定知道，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政治家，例如萧何、曹操、诸葛亮、房玄龄、张居正……，或许都是博学通儒，却没有人将他们尊为儒学大师，更非儒家领袖。无论他们在政坛上如何呼风唤雨，神通广大，其所倚重，肯定是更实际的治国之道，这些治国之道多半源于法家，只是没有人愿意明说罢了。

例如，诸葛亮治蜀的法宝，肯定是选贤任能、奖勤罚怠、赏罚分明……。如果仅仅是天天讲先王之道、仁义为先，或许蜀国早亡于孔明之手了！张居正号称“中兴名臣”，他所倚重的，就是关于税制改革、刷新行政等等的新政，这些无疑都在法家主张的范畴之内。如果他不切实务，一味搬弄儒家教条，即使推出当时理学家的所有名言，大声疾呼“兴天理、灭人欲”，也绝不可能明显振兴朝政。

仅论儒学的道行高峻，在政界人物中绝对无人超越王莽；而且王莽之施政，完全取法周道、周政。他最后如何了？恐怕是历史上最不堪问的失败者，而且身败名裂了。传统上只是以“乱臣贼子”的罪名来鞭挞王莽，当然是迂腐之见。

这就意味着，王朝政治在儒学的旗帜之下，实际上奉行着法家的治理原则与施政思路，正是这些构成所谓“法里”。

于是，就有了绵延两千余年的“儒表法里”！

向孔圣人要道义

在历代士人心中，大宗师一定是孔圣人，看来是没什么疑问的。即使“里子上”衬着法家，也不存在韩非向孔圣人争“宗师”名分的问题。尽管如此，人们还是不免心中嘀咕：“里子”固然并不显山露水，但也贴近全身，或许更关乎切肤之痛，岂不要命！既然如此，人们的主要心思岂不向着“里子”，也就是向着法家？而这样一来，孔圣人多半就会被晾到一边，实际上被敬而远之了，心中还要维系孔夫子这一圣人干什么呢？

今天不再有机会问教历代官员，无从知道，他们在日常政务中，究竟从孔夫子那里获得多少教益。我想，孔夫子所能提供的具体建议少之又少；即使有，多半也是大而无当，不切实用。

即便如此，人们还是少不了孔圣人；不只是历代帝王离不开孔圣人，就是官员及士人也需要孔圣人，当然需要的程度各异。那么，他们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一言以蔽之：

需要孔圣人所竖起的那面旗帜！

听明白了：需要的不是孔圣人本人，而是他的旗帜。

一面旗帜就如此重要吗？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，对此应当最无疑义：如果战旗倒了，三军岂能阵容不乱！至于孔圣人所竖起的儒家旗帜如何，历代儒者肯定深有体会。它代表着儒家的道义或者道统，亦即今天所称的价值观。

人们需要孔夫子，原来是需要他所代表的道义！这种道义，今天的人或许会嗤之以鼻，但在儒家尚风行天下的时代，以“仁义礼智信”为宗旨的儒家道义，还是无人敢轻视的。

辛亥前夜，大清已经风雨飘摇、命悬一线。即使眼看大厦将倾，那些最坚定的卫道者——其中就包括张之洞——还是坚决认定儒家大义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，远胜于什么科学、技术、洋枪洋炮等等。否则，他就不会奋起竖起“中体西用”——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——的大旗，以图挽危亡于既倒。张之洞影响最大的壮举，就是推出了他那篇卫道雄文《劝学篇》。

向韩非子讨治功

上面已经指明：道义是由孔圣人担着的，道义之外的事情就只能由别人分担了。对于统治者来说，道义从来都被圣人置于首位，哪里敢怠慢它！不过，心中真正时刻关注的恐怕还是“事功”，与“治民”联系在一起的，实际上就是“治功”。孔圣人一生虽然曾经从政，可惜政绩不彰，不足以为后世之楷模。至于韩非子，当然是大理论家，著作等身，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，从原则到实务，都有详细周密的阐述，其治国理政的学问岂输于当代俗人！

韩非子本人曾经入仕秦国，但为官的时间不长，就遭奸人暗算被害了，因而还来不及实践他所阐发的那套系统的法家理论，不可能留下多少实际经验。不过，当时法家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，人多势众，活跃于各国宫廷，几乎占据了大多数政府职位。因此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，法家恰恰是当时最具实力与经验的治理力量。

在这种情势下，任何志在天下的诸侯，在治国方面就不能不眼睛朝向法家。于是，就有了如下一般趋势：

天下的治理都指望法家，这叫做向法家讨治功！

而追根溯源，岂不就是向韩非子讨治功？

如果“治功”都来自韩非子，而无论先王之言圣人之道如何高入云霄，在当今之世真正被举世看重的，岂不就是治功吗？难道真的有人相信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“治功”更重要的东西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个让人们世世代代追寻的宗师，岂不就是韩非子了？

孔夫子乎？韩非子乎？让人纠结啊！

文明特色在焉

“谁是宗师”这一问题，追寻至此，看来仍无结果。

这样一来，我就不再有继续追寻的兴趣与信心了。或许就该承认，此问题本来就没有确定不移的答案；或许，恰当的答案就在两可之间；或许，孔韩两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宗师；或许，根本就不必去叩问“谁是宗师”，文明从来都是无师自通，从来都是在无意识的行进中为自己开辟道路……。

在这许多可能性中，我不能不认可最后这种可能性。但这样一来，文明岂不成了宇宙间最独立不羁的东西，岂不最不需要任何力量的引导，永远自行其是，在无意识的永恒行进中，在茫茫的历史时空中，奔向自己的归宿？这样的文明，我们认识吗？

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自古迄今的常识就无效了。

我们曾经拥有的、坚守了几千年的常识是：人们永远离不开圣人的护持与引导。没有了圣人，我们的生活将永远漫漫如长夜；一旦圣人降世，那将是云雾初开，一轮红日永照人间！谁是圣人？几千年来的答案都不曾移易：除孔圣人之外岂有他哉！

乾坤翻转之后，有了一种新的、同样坚不可摧的常识：上面所说的一切，仍然是宇宙真理，需要改动的仅仅是两个字：将“圣人”改成领袖或者导师；当然，完整的表述应当在前面再加上“伟大”二字——所有这一切，还在“史无前例”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了完全定型的标准表述了。

历史仍然一往无前，翻开了新的一页；但“常识”的统治并未结束，只是，常识却被更新了——无论古今圣人都被弃置一旁，唯一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的只是文明，它成了人们魂灵的最后安息之所。这种文明不知所来，亦不知所往——这一类的问题完全交给那些有考证癖的学究，现代人只关注眼见为实的文明，如此岂不足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