激情岁月

in hive-180932 •  2 months ago 

这些年来,如果说言论场的一个调调最让我倒胃,那就是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!我甚至一度怀疑,这是否是人类的语言。现在我不再排斥它了,而且也开始回顾自己的“激情岁月”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,那已经不再是“苦难岁月”、“罪恶岁月”;只是终于发现,即使是这样不堪回首的岁月,仍然不失激情,仍然吸引着我不时回首一瞥!只是,为了在未来有更坚实的步伐,我不能不仔细检视曾让我意气难平的那些激情,看看它们在我心中“燃烧”之后的灰烬中,是否留下了一些值得保持与珍藏的明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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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骇下的激情

热衷于书写激情的“激情文人”,从未给人们解释过,他们所称的激情是什么。完全没必要去等待他们的解释,你只要叩问常识就够了。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岂能没有心潮澎湃的时候?此际,内心的激动就让你久久不能平复,心中或震骇,或惊恐,或恐怖,或欢畅——总之是非比寻常。如果有什么生理仪器记录,那一定是一条剧烈波动起伏的曲线,而不会是一条水平线。

只是,来自不同心境之下的激情差距甚大,性质有别,不可同日而语。因震骇而生之激情,与源于惊恐的激情,岂会是一回事?我辈有幸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几乎经历了所有不同类型的心灵震颤,也就有机会体验到各种不同的激情。今天回顾起来,可以说如数家珍。在我辈面前,“激情文人”的那点“激情”存货,就只能算是敝帚自珍罢了。

就从“震骇下的激情”开始吧。你体验过“震骇”吗?它既不是“震惊”,也不是“骇怪”,但也不无“惊奇”与“骇异”的感觉在,是一种颇为复杂且非同寻常的感情。试想1916年,最初听到袁世凯称帝的人,岂不正好有震骇之感!我相信那时人们既不惊恐也不骇异,因为“帝制”的鼓噪已经持续不短的一段时间了。

那么,我的震骇发生在什么时候呢?真是三生有幸,我竟然能多次感受到“震骇”!例如,在听说“十万斤高产卫星”之时,在获知“中苏分裂”之际……,但最动心的还是启动文革的时候。

今天,历史学家告诉你:文革的爆发源于“516通知”的发布。然而,文革亲历者的印象并非如此。在我的印象中,就没有一个发起文革的确切日期。1966年的整个上半年,全国教育界都进入了某种癫狂状态,到五六月份尤甚。大学里早就停课了,学生们成天到处转悠,寻找批斗“资产阶级”的下手处。所有的地方都绷紧了弦,空中弥漫着紧张气氛,似乎就要爆炸。大家都预感到有某件大事发生,但没有人能清晰预知。所有人几乎不约而同,对时局不作任何揣测,唯恐不小心引爆了什么!1966年6月1日,人民日报发表了那张著名的“聂元梓大字报”,大多数人不再怀疑,已有预感的大事变终于来临了,尽管那时没有人明说:这就是文革的开始!

那么,那时心中涌现的激情呢?今天还略有印象的是:震动、不安、耽心、惋惜、不解、躁动……,说不清楚哪种感受是主要的,或许“震骇”二字才是最接近的概括。兴奋吗?或许是,但那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兴奋,不如说是躁动。人们并不高兴,至少,我自己及周围许多人,都对平安日子的消失深感惋惜,当然,不会有任何人说出口来。那时,年轻人大多天真幼稚,几乎没有人真正明白眼前事态的缘由与走向。在这些混杂的激动中如果有某种快意在,那就是感受到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学生的重要性了;学生地位几乎是急剧蹿升,这让许多人措手不及。而这,不是激情又是什么呢?只是,那是一种“震骇下的激情”,未必能入激情文人的法眼。

惊恐下的激情

“惊恐”无疑是一种强烈的感受,但它带来的必定是严重不安;如果并无大的负面后果,那么就算万幸了。一生中大大小小的惊恐无数,印象最深的是动乱年代亲历“战火”时的惊恐。这个加了引号的战火并非只是虚惊,而是真枪实弹的战争!这种事,大多数人一生中难以碰到一次,要不产生激情那就难以置信了。

我的这一次发生在1967年夏,那时爆发了全面内战(领袖语)。我所在的城市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,双方都是造反派,都“无限忠于”。如果有什么人告诉你:那是“造反派对阵保皇派”或者“革命派对阵反革命派”,你不妨立即告诉他:纯粹胡说!在我们这块土地上,不可能有什么“反革命派”居然聚众举旗;我相信世界大多数地方也是如此。当然,中国文人的作品中例外。

工人较多的一派自然更有战斗力,我所在的一派很快败下阵来。就在大溃败的那一天,我跟随少量“残兵败将”向郊区撤退,沿途只见牵儿带女、络绎不绝的逃难者。或许还不至于真像今日乌克兰那么恐怖;但在这种混乱中逃难,而且前途渺茫,那种恐怖完全真实而且让人不堪,不时从头上飞过的子弹随时可能要了你的命。也不是完全没有遇难者,幸而并不多。

尽管经受了惊恐与劳累的折磨,我可以说还是“激情满怀”,兴奋莫名。首要的理由似乎是,那时我深信所在的那一派是“正义之师”;年轻人为正义而战,岂不热血沸腾!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激情,那就真是冷血动物了。那时的年轻人真没有冷血的。不过也很抱愧,我那时激情还是少了些,不及我的一些更激进的同学,他们真的扛枪上阵了。不过幸好收敛了一点激情,不致铸成大错。那些真正沾了鲜血的同学,在“战后”就不免有麻烦;那时尽管混乱不堪,但中国人传统中“人命关天”这种观念,还没有完全被文革革去,依然还有人固执地要求清理“打死人”的案件。

经过这番“战乱”之后,我及我的伙伴们都成熟了不少。在和平时期轻谈革命、尤其是轻谈战斗的那种激情,不能不大大降温。我们那几代人,都是在“战斗”、“斗争”的气氛——毋宁说是喧嚣——中生活过来的,对人生、对社会与对世界有着严重误判,以为正常的世界就该如此,或多或少具有好斗的倾向,较极端者就会视战争、流血为儿戏,这实实在在地铸成了一些人的悲剧人生。

幸而,激进中的大多数人还不致走得太远。毕竟,大多数人——尤其是学生——认定战争与战斗都是人类生活的非常态,没有人天生乐见流血。这种近乎本能的心态的后果是,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陷入战争狂热。即使已公开宣布“全面内战”,即使已有少数最狂热的人血染战场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战争激情还停留在极模糊的酝酿阶段,甚至算不上沾上边。在理性上,似乎也普遍安于文明时代的正常状态,而这意味着排斥格斗、排斥流血与杀戮。

恐怖下的激情

说战争恐怖固然没错,但还是缺少启示意义,因为和平年代大多数人都缺少战争体验。或许,战争以外的恐怖更值得注意。罗斯福将“免于恐惧”列入“四大自由”之一,突显了文明对于恐怖的排斥。

然而不幸,现代中国却经历了太多的恐怖,至今留在人们记忆中的“白色恐怖”与“红色恐怖”,就是主要证明。以上两种恐怖主要发生在内战时期,已经成为老故事了,此处不妨将关注点稍稍移动一下,转到非法治和平环境下的恐怖;在这种恐怖之下会有激情吗?

可举两个故事为例说明,恐怖下的激情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。

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反右时期。当时全国最大的右派是民盟大佬章伯钧、罗隆基,两人组合成有名的“章罗联盟”——领袖极具创意的一个发明,使素来不睦的章罗两人啼笑皆非。既然被称为联盟了,就不能不搜罗一些细节,这一任务交给了亦属名流的文人冯亦代。领了任务的冯亦代岂敢疏忽,只得想方设法蹭在章罗两家,表面上为蹭点酒肉饭,主要目的当然是记下听到的碎言碎语,以便上报交差。这个任务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完成:长期交恶的章罗两人本来是南辕北辙,哪里有什么合谋言论漏给冯亦代?事情虽然没有结果,却实实在在地坏了冯亦代的名声:自此,冯亦代充当“奸细”一事,就在文艺界传得风风火火、尽人皆知。

好在后来还是有人出来说公道话:在那种普遍恐怖的气氛下,一个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文人,哪来胆子拒绝接受上面交代的任务?当“奸细”虽然没面子,但也是“革命任务”;倘不被信任还接不到这种任务呢。试想,“追求进步”的冯亦代,在夜深人静之际,兢兢业业地干着他的革命工作:为整理他白天听来的材料上报,想着他将因此而有望回归革命队伍,内心的那份兴奋,不是激情又是什么呢?但不光彩啊——那时的身份、处境与心绪,已容不下这种顾忌了。

第二个故事或许更能表达地道的激情,只是不免太血腥了。此故事是原红卫兵张红兵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的。文革期间,张红兵发现其母亲有为刘少奇辩护、对领袖失敬的言行。当时,一个忠心耿耿的红卫兵几乎不必考虑,就知道自己该如何表现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,他毅然与父亲一起举报了母亲的罪行。当地公安部门立即将其母亲抓捕归案,很快就以子弹解决了。

文革之后,母亲的案子平了反,张红兵也良心发现,对自己的一时冲动深感内疚。毕竟是他亲手将母亲送上了刑场!

黎明时的激情

黎明意味着“天欲晓”,那种时刻的激动在许多人记忆中留下的印象都会经久不灭。眼看一轮红日即将喷雾而出,即使很沉静的人也不免心跳加速、兴奋不已!如果那一轮“红日”是某个文明建树,例如新理念、新原则、新制度、新社会……,那么,在它们“喷雾而出”之际,会有多少人激情满怀!这种“黎明的激情”,对于文明进步无疑有特殊的价值。

现代中国在短短一百年间,已经历多次黎明,因而也多次爆发黎明的激情。辛亥之年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黎明:整个现代中国的黎明,历史在那一刻翻过新的一页,只有那之后的历史才被称为现代史。对于不喜欢“包脚、包办婚姻、文言文”的新潮中国人来说,1919年又算经历了一次黎明,“五四”斗士们为他们争来了新文化时代。此后的1949、1976都相继敲响了黎明的晨钟,为激情驱使的人们奋然而起,载歌载舞,迎接新时代的红日,争赌喷雾而出的那一缕新的阳光,让其照暖冰冻的身心……。

现代中国人,就这样反复被新来的黎明所唤醒、所激活,一遍又一遍地爆发出万丈豪情,让激情烧沸了全身的血液。每一次“激情似火、热血沸腾”,都伴随着生命力的剧烈释放,满怀希望地迎接新时代的来临。人们在不断的憧憬与期待中打发着流逝的岁月,却漫不经心地忽略了由常识提示的宇宙铁律:人类社会所蕴涵的生命力或者元气,服从某种“守恒律”,元气的任何过度抒发,都会让社会机体趋于衰竭,不再有勃勃奋起的朝气。

或许,早该停下脚步,精细地检视一下所经历的黎明与激情,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体所需要吗?我们激情满怀地顺应与推动的潮流,恰恰是人类共同体普遍认可的潮流吗?我们那一遍又一遍地高涨的激情,包含了多少现代文明的元素?它在引导我们去接受、建造先进文明,还是诱使我们去包装旧文明使之花样翻新?如果我们根本无暇思考这一切,而只是燃烧那盲目的激情,那么,我们将难以拒绝一遍又一遍地陷入乌托邦的厄运!

我们经历的乌托邦已经太多了,而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恶邻北极熊送来的!乌托邦之不足以拯救民族、国家与人类,已经成为文明人类的普遍共识;乌托邦之毁灭民族,不仅是我们的切肤之痛,而且也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教训,实际上是全人类的教训!驱使许多民族陷入乌托邦的,恰恰是盲目的激情!

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之中,我们不是激情太少,而是盲目的激情太多;不是富有激情的仁人志士太少,而是自认握有宇宙真理的救世英雄太多;不是救国救民的豪情太少,而是壮志凌云的顶层设计幻想太多。今天我们紧迫需要的,不是激情、幻想、震天口号,而是冷静、沉着、理性思考!

别太急切地盼望黎明。历史的步伐没有那么急促,没有那么频繁翻转乾坤,没有那么多催人奋起的黎明,更经常的状态恰恰就是漫漫长夜;只要黑夜的幽暗还没有散尽,黎明的曙光就不会到来。即使在黎明前夜的黑暗中,理性的人类也可以从容地锻造文明的构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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